中国历史有一个现象：起源于东北的少数民族，频频入主中原，统治中国，或者是统治半个中国。

　　鲜卑从大兴安岭出发，最后进军洛阳，建立了北魏王朝。金起源于松辽平原，后来越过黄河，建都开封。蒙古崛起于呼伦贝尔，建立了元帝国。清从白山黑水兴起，进入山海关，统一全中国。

　　这是为什么？我想起了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

　　他把欧亚大陆和非洲合称为“世界岛”。如果从航天员的视角看：欧亚大陆加非洲，确实就像一个岛。

　　接着他把世界岛划分为两个部分：腹地和边缘。最偏远的部分称为“腹地”，腹地中的河流都是内流河，要不就是注入冰冻的北冰洋。

　　这样划分了世界以后，他提出了他的理论：人类的历史就是腹地征服边缘反复重复的历史。他的理论被概括成三句名言：

　　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大陆腹地；

　　谁统治了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

　　为什么腹地能征服边缘？麦金德的解释是：边缘无法进入腹地，腹地却可进入边缘。腹地国家的河流都是内流河或者是注入北冰洋，善于航行的边缘海权国家只能望洋兴叹。

　　腹地征服边缘，我理解还有两个原因：一是腹地国家的背后就是寒冷的地带，如果要发展，它只有一个选择：征服边缘地区。还有一个原因是，腹地国家向北的那一面，是不用防守的，可集中力量一面向敌。

　　麦金德的理论对理解“为什么入主中原的总是东北”这个问题很有启发。

　　但麦金德认为，腹地频繁征服边缘，反过来却不行的原因是因为交通和资源，我觉得用气候或者温度带来解释似乎更好。就是寒带或寒温带的国家征服暖温带或者亚热带的国家容易，反过来就困难。简单地说，就是寒冷能战胜温暖，温暖却战胜不了严寒。

　　如果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小的“世界岛”，那么东北就是“腹地”，中原一带就是季风吹拂的边缘地带。

　　腹地可以进入边缘，而且有强烈的进入边缘的愿望，因为暖温带和亚热带的边缘地区，物产丰富，气候适宜，生活舒适，令寒冷地区的人向往。然而中原温暖地区的人却没有进入寒冷地区的愿望。

　　推论：贫寒冲击富饶。或者说：落后战胜先进，野蛮征服文明。在冷兵器的时代是如此。

　　我这里并不是说东北贫寒，恰恰相反，我认为东北十分富饶，但东北的气候具有两极性：

　　像北极。寒冷超过同纬度地区应该有的寒冷。每当冬季来临，受蒙古高压和极地气团的影响，冬季盛行从有“寒极”之称的西伯利亚吹来的西北风，寒潮频繁南下，冬季特别寒冷。

　　像赤道。具有同纬度地区所没有的炎热。东北夏季的炎热与亚热带地区并无差别，甚至在7、8两月东北好似热带一样。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地理学家竟主张把东北划入亚热带。

　　在这样极冷和极热环境下锤炼出来的东北人，还有什么环境不能适应呢？

　　但我并不认为地理环境决定命运，还有许多因素起作用。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战胜另一种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历史上，东北一遍一遍地冲向中原。入主中原的东北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失去了后方不需防守的天然堡垒。成了四面受敌的边缘，等待着下一次被来自东北的力量所征服。

　　然而17世纪以后，这个历史改变了。俄国人来了。像当年成吉思汗的西征—沿着欧亚草原从东一直快打到大西洋一样，俄国人开始了东征，他们组织起哥萨克，沿北部森林的边缘穿过西伯利亚，直向亚洲东部，从而占领了欧亚大草原。他们长驱万里能成功，也因为他们是沿着同一温度带前进的。从此，俄罗斯取代了草原民族对北方的统治。苏武牧羊的贝加尔湖草地变成了俄罗斯的油田。北方游牧民族被抄了老家，失去了不用防守的后方腹地。历史上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的威胁没有了，中国面临的是新的北方腹地国家—俄罗斯。

　　几番接触，俄罗斯就让清王朝失去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它似乎没有入主中原的意思，但它也渴望南下，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就是它南下的结果。海参崴是它们远东的天堂，哈尔滨也曾是。

　　每当我看到地图上东北丢掉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时，我都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清王朝不许中原向东北移民。为此甚至修筑了边墙—柳条边来防止中原的移民进入东北。

　　中国大江大河多东西方向流淌，因此中国人好以南北说事。中国人的南北之争由来已久，但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地域界限究竟在哪里划分却不甚明了。

　　就自然地理而言，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划分，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即秦岭—淮河一线。但是说起人文的北方和南方来，譬如何谓北方人？南方人？就不是以这条线为界了。

　　《现代汉语词典》如此说：北方指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南方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我理解这里的黄河和长江都是指中下游。如果考虑到上游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

　　其实在一部分人心里，北方人就是指黄河以北的人，南方人就是指长江以南的人。还有一些人以长江为界，划分中国的南北方。《现代汉语词典》的专家算哪种划法？他们为何说北方不说黄河以北，说南方不说长江以南，而要加上黄河和长江流域呢？我猜想，他们遇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困难：就是黄河与长江之间的这一大片土地—也就是河南、安徽、山东、苏北算北方还是算南方？他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好那样说。

　　那样说并没有解决问题。且不说黄河出了三门峡，进入郑州一带，由于泥沙沉积，已成悬河，高于地表，两边已不可能再有支流进入，两岸高耸的堤坝就是分水岭，此时黄河已无流域可言。《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那句话，相当于说北方就是黄河以北，那么北方人就是黄河以北的人啦。

　　说南方人是长江流域及其长江以南的人，麻烦就更多了。麻烦出在淮河上。淮河在明代以前，尚能直流入海，自成流域，但明以后，由于修建洪泽湖，截住淮河，迫其入运河，再随运河入长江，淮河因此应属长江流域。因黄河在中下游是悬河，黄河以南的河流尽入淮河，河南人大部分在淮河流域，山东西部也在淮河流域，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不仅大部分河南人成了南方人，而且一部分山东人也是南方人了。

　　河南人到底应该算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呢？我们看一下人文学者怎样说。

　　清末民初时知名人士陶成章这样说：“凡属长江以南，称曰南方；凡属黄河以北，称曰北方。南方之人智而巧，稍迷信，而多政治思想；北方之人直而愚，尚武力，而多神权迷信。”显然，他把黄河与长江之间的这块地方略而不说，即河南人不南不北。

　　鲁迅写过《北人与南人》一文。从文中看，鲁迅心目中南北分界线是长江。如他说：“二陆入晋，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分明带着轻薄，举证太烦，姑且不谈罢。容易看的是，羊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

　　洛阳是晋的首都，二陆说的是东吴的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二人是吴郡华亭人(今上海人)。晋灭吴后，陆机、陆云兄弟同至洛阳。既受到了礼遇，也受到了轻侮。鲁迅说《洛阳伽蓝记》常诋南人，可见鲁迅是把黄河南岸的洛阳人，当成了北人，而把长江以南的人当成南人。在鲁迅的眼中，河南人是北方人。

　　还有人干脆以行政区划来划分，比如今人赵无眠先生在《细说南北》一文中这样说：“习惯上，整个陕西、河南都划为北方，而不论是否秦岭以南；整个安徽、江苏也应该都划归南方，亦不论是否淮河以北。”这样说，也很难服人，陕西秦岭以南汉水流域的汉中、安康等地，河南南部的南阳盆地，若算作北方，确实有些牵强。

　　还有人以古时的疆界来划分南北。如把春秋战国的楚、吴、越三国的地盘称为南方，其他诸国为北方。春秋战国时的楚国势力很大，长江以北甚至淮河以北很多地方，都在楚国版图内，这看一下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可明了。按此说，河南人又成了南方人。

　　清代大学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说：“汉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为断，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为南人，河南省唯江北淮南诸路为南人。”这是元代的分法，按这种分法河南人一半北人，一半南人。

　　1960年，中共中央成立中南局，陶铸任书记，下辖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五省区。这里似乎也把河南当成了南方。

　　还有人把华北人等同于北人，把华南人等同于南人。而华北与华南的分界是以长江为界。

　　这种华北与华南以长江为界划分南北的观点与自然地理学者的华南、华北的划分大相径庭。

　　自然地理学者眼中的华南是指南岭以南的福建、两广、台湾、海南地区。在自然地理学者的观念中，从自然的角度看，在华北与华南之间还有一个华中。

　　地理学家罗开富先生1954年在其主持的 “中国自然区划”中，将中国划为7个区域：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蒙新、青藏、康滇。其中华北、华中、华南的划分是这样的：华北与华中的分界线是秦岭—淮河一线；华中与华南的分界线是南岭。

　　地理学家黄秉维先生，1957年曾主持中国自然区划工作，在他起草的方案中将中国划为三大自然区、18个自然地区等。其中华北与华中区的分界线也是秦岭—淮河，华中与华南的分界线也是南岭。与罗先生的不同只不过是南岭山地被划到了华中区。

　　著名的地理学家任美锷将中国划成8个区，但华北、华中、华南的分法与上述两位地理学家大体相同。

　　这些地理学家的共同点是：都在华北与华南之间划出了一个华中区，还有就是华北与华中的分界线都是秦岭—淮河。

　　地理学家们一再强调这是自然分区，不是文化分区。也就是说地理学家很谨慎地说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线，不是人文的南北分界线。

　　我们已经看到人文学者中的南北分界线标准很多，莫衷一是。无论是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还是大文豪鲁迅，他们的标准都不是人文界公认的标准。大家只是各说各的。

　　经过前面这样一番梳理，我个人倒是认为中国南方与北方的人文分界线既不是长江，也不是黄河，而应该是秦岭—淮河一线，也就是说，中国的自然和人文的南北分界线是重合的。

　　我不是地理决定论者，我不认为地理环境能够决定人们的思想和品质。而且文化区域与自然区域并不重合。

　　但是我觉得十分神奇的是，中国南北的自然地理界限和人文地理界限的确是重合的。

　　譬如淮河与长江之间的扬州一带，在文化上大家公认是属于江南，但是如果以长江为界划分南北，这一带就成了北方。但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南北的自然地理界线秦岭—淮河也是人文南北的界线的话，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扬州在此线以南(确切地说，中国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线是秦岭—淮河—苏北灌溉总渠)，扬州自然就是南方啦。

　　河南的南阳盆地属于汉水流域，汉水又是长江的支流，南阳人的生活方式更接近于南方，从所谓的“南米北面”、“南船北马”看，南阳人确实是南方人；如按长江为南北之界，南阳人则成了北方人；若按秦岭—淮河线分，则南阳人是南方人。可见秦岭—淮河一线分南北，分的的确不仅是自然，更是人文。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东部的南北分界线，自然和人文是重合的，都是秦岭—淮河一线，那么我们就不会出现把山东人说成是南方人的尴尬，又避免了把扬州人说成是北方人的错误，也还原了南阳人的真实生活。

　　由于淮河发源于河南南部边缘地带的桐柏山，以秦岭—淮河分南北，则河南大部分地区在北方。因此河南人是北方人，安徽和苏北人是南方人。

作者：单之蔷　来源：《中国国家地理》2005年第5期

中原大地及周边环境与风水宝地惊人地一致
     我对着一张中国的地形图反复端详，越来越觉得中国的中原大地是一处绝妙的风水宝地。她在结构上、空间布局上和必备要素上与中国传统的风水宝地的格局极其相似。所不同的，是她的空间尺度巨大。
     中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原大致指的是现在河南省的范围，古时又称中州，有九州之中的意思；广义的中原指的是华北大平原，也就是由黄河、海河、淮河冲积形成的大平原，河南在这里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风水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在西方的所谓城市规划景观设计传入中国之前，几千年来中国人小到住宅，大到城市、国都的选址、设计、建造无一不是在风水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要掌握风水的精髓，“围合”和“盆地”是两个关键词。风水的理想模式就是一个由山和水围合起来有出口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盆地。为什么中国人有这样的偏好呢？据北大的俞孔坚教授研究，中国的早期文明萌发和成熟于盆地之中，比如关中盆地；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不喜交换和贸易，因此围合起来的盆地既有安全感又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也能解释为何从中国人喜欢 “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四合院，喜欢在城市四周修建城墙。这与欧洲濒海的海洋民族重视贸易与交换的文化是不同的。
     好风水也有简洁模式，可概括为：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四种神话中的神物其实就是对山的指代。理想的风水宝地是这样的：背依绵延的群山，这山是靠山、主山、祖山，是龙脉，也就是所谓的“玄武”；面临开阔的平原，称“明堂”，明堂也不是一览无余，前面还有像屏风一样的山。叫“案山”、“朝山”，案山如在案前，朝山拱揖相迎，这就是风水中的“朱雀”；河水蜿蜒曲折在前面环绕流过，两侧有重重山脉遮掩拱卫，这两侧的山就是“青龙”、“白虎”。
     风水宝地就是这样一幅意象：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按照这种风水理论选址建成的村落、城市，背山面水，山环水抱；山顾盼有情，水曲折有致；这里面的对称构成均衡，开敞亦有遮蔽，直露和含蓄相得益彰。据说早期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虽将风水说视为巫术邪说，但看到中国村落、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美丽——他们不得不惊叹“中国人的内心一定充满了诗意。”

风水和科学：两种语言，一个道理
     中国的风水理论是中国人的城市规划学与景观设计学，理论基础是东方的关于“道”、“气”、“五行”的哲学。风水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好像一个玄妙的“黑箱”，中间的过程难以清晰解释。风水理论使用的是一种诗化的语言，多用比喻和象征。西方使用的是一种科学的语言，由前提到结论，每一步都要清楚可见。这两种语言差异很大，但中国人依风水学的指导建造的城市丝毫不比西方的差，甚至更美。我现在尝试以中国的风水和西方的科学两种语言来说明中原为什么是中国最大的风水宝地。
     风水语言：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中原大地山环水抱，符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样的模式，甚至可以找到“明堂”前面的“案山”和“朝山”。
     中原在多重山脉的围护中。大致可分成三大系列。一列是主山，是中原大地背依的龙脉之山——天山－昆仑－秦岭山系。这样规模庞大、高峻绵长的山系全世界屈指可数，这就是中原的玄武。
     过去人们只见秦岭不见昆仑，称秦岭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这种看法很不全面。地质学者已经考察证明了秦岭的地下岩石系统与昆仑是统一的，是同一山系。秦岭分南北，只分了中国中部一小段，只有把昆仑与秦岭联系起来看，包括东昆仑、中昆仑、西昆仑，喀喇昆仑和天山山脉，你才会看到一条气势磅礴的把中国一分为二的中央山脉，这是中国真正的龙脉。它从帕米尔高原腾空而起，天山是高昂的龙首，巨龙回首，回顾中华，西昆仑、中昆仑、东昆仑、巴颜喀拉山、秦岭是辗转腾挪、跌宕起伏、蜿蜒飞舞的龙身，洛阳、郑州等城市依附的伏牛山已是龙尾，龙尾低垂处，正是中原大地的起始处，华北大平原这个扇形冲积平原的顶点就在郑州附近的桃花峪。
     第二列山脉要从河北北部的燕山山脉算起，接下来是绵延千里的太行山、中条山；这一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按照风水理论的说法，应是“左青龙”系列；第二列山脉要从伏牛山算起，然后是桐柏山、大别山。这一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则是中原的“右白虎”。
     而“前朱雀”中的“案山”可由泰山充当，“朝山”正是朝鲜半岛。
     风水宝地需依山面水。中原的水呢？那就是壮阔的黄河与长江。更宏观地来看，中原大地面对的更大的水是大海。但大海并不是赤裸裸地出现在中原面前，正如风水理论主张的“藏”，在中原前面的大海更像是内海和海湾，山东和辽东半岛的构成第一层拱卫和围合，朝鲜半岛和舟山群岛则是第二层围合，而第三层围合圈则是更远的太平洋岛链。也就是日本列岛、台湾岛、印度尼西亚群岛。
     科学语言：我在想，风水中为什么主张理想的城池应该依山而建呢？中国的大多数古城都坐落在山麓，沿着太行山脚下有一个城市带。北京、涿州、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鹤壁、焦作在黄河以南的崤山、伏牛山、大别山脚下，城市就更多了：洛阳、巩义、荥阳、郑州、登封、新密、禹州、汝州、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
     依照经济的原则，城市分布的一般规律应该是交通距离大致相等，再按照面积比例均衡地分布，按此中原大地的平原地带应该拥有更多的城市，但现在看来，中原分布在山脚下的城市却明显比平原上的多。
     这固然符合风水说，但是用科学的语言也可以解释。
     城市依山而建，可以有如下的益处：
     一是在热量缺乏的地区，在山脚下建城可得增温之利。从山上下来的风，是一个增温的下沉过程，这可以提高平均温度。据统计在太行山山麓地带有一个热量的高值区，石家庄等沿山麓城市比平原中部的城市冬季平均温度要高出1—2度。
     二是山地有增加降水的功效。气流沿山地上升，会冷凝增加降水，因此建在山麓地带的城市可得降水之利。而且山麓也是地下水丰富、泉水上涌的地带。
     三是建在山脚下的城市可以建在河流从山口流出形成的冲积扇顶部，既可以得到水利，又可避免水害。 
     我们再用科学的语言来分析风水中的理想模式。
     “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地理布局，实际上也是一个流域的环境和生态。风水说中把山比喻为龙，这意味着风水中的山不是独立的山峰而是蜿蜒起伏的山脉。风水宝地所背依的山脉在风水中最重要，被称为“龙脉”。按照风水学的说法，这条山脉越长风水越好。为什么？从科学的角度看，一条山脉实际上就是两个流域的分水岭，风水宝地背靠的山脉越漫长，越高大，越跌宕起伏，意味着这条大山两侧的两条大河的集水区越广阔，河流的流程越长，水量越大。风水宝地就处于这条大山低下来的余脉处，也是龙尾所在的地方。这里正是山两边的大河相汇形成的冲积平原处。山脉越长，越高，也就意味着这个冲积平原面积越大。中原大地背依中国的中央山脉——天山—昆仑—秦岭，是中国境内最大的山脉，也只有这条最长最雄伟的大山系才能造就中国最大的两条大河——黄河、长江。这两条大河在中原大地两边流淌，在中原大地前面的大海汇合。中原大地拥有如此磅礴的“山环水抱”，也因此可称为是是中国最大的风水宝地。
     把天山、昆仑、秦岭看作是中原大地的龙脉，是可以用科学语言来解释的，因为这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关系。我们都说是黄河带来的泥沙造就了中原，试问：黄河的泥沙从何而来？答：来自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黄土哪里来？答曰：是风从沙漠中吹来的。至此，问题很清楚了。风将西北荒漠中的黄土吹起来，堆积在黄土高原，然后溪水河流将黄土侵蚀剥离输送到黄河中，黄河再将黄土带到东部堆积成华北大平原。这个伟大过程的最终产品——中原大地，就这样在流水线的终端产生了。但这个流水线的起点却是昆仑山、天山、祁连山所环绕西北荒漠区，从这个意义讲，中原的龙脉祖山更应该从天山、昆仑算起了。

战争与灾害：中原文明传播的动力
     说中原大地是中国最大的风水宝地，这种观点立刻会遭到反驳。因为谁都知道，从历史上看，中原大地是中国战争最多、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方。从成语“逐鹿中原”、“问鼎中原”就可以看出，中原的另一个同义词就是战场。而“赤地千里”、“饿殍遍地”似乎说的也是中原的旱涝灾害。
     这样的地方能说是风水宝地吗？这的确是个问题。
     然而即使真的如此，我仍然认为中原是中国的风水宝地。虽然战争频仍，灾害不断，但是为什么中原的核心处河南历来都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方之一呢？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想我们应该用到“周期性”这个概念。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可以说是战争周期性出现的规律；而研究洪水的学者则将洪水分为“5年一遇，10年一遇，50年一遇，100年一遇，500年一遇，1000年一遇”的灾害级别，可见洪水也是周期性出现的。中原大地碰到的最大的灾害是黄河的决堤泛滥，但这也是周期性出现的。有史以来，有记载的黄河大的改道有5次，小的决口和泛滥次数很多，但也是周期性的。
     正因为无论是战争还是天灾，都是周期性出现的，都有间隔，因此在不发生战争和灾害的年代里，中原就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这里气候温暖，雨量适中，而由黄河泛滥造就的大平原，土地是富含有机物和矿物质的沃土。四面八方的人会向这里聚集，人口日益稠密。
     当战争或灾害来临时，这个聚集的过程就暂时停止，人们开始逃离这个地方，从中原向四面八方流散。
     仅仅从个人、家庭、家族、民族等角度看，或仅仅从较短的时间尺度看，战争带来了创伤，灾害毁灭了家园。从这样的角度和尺度看，中原就不是风水宝地。
     但是当我们转换空间和时间的尺度，以文明为空间单位，以文明的发展史为时间的尺度看中原，我们就会看到每一次战争只不过是改朝换代，中华文明并没有湮灭。而每一次灾难，则把中原的人连同他们的文明推向四方。
     在中原产生的中华文明为什么会传向四方？传播的动力又是什么？
     可以说逐鹿中原的战争，是中原文明传播的动力。和平时期中原文明传播的速度远远不如战争期间快。每一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都像风箱的活塞一样被推下去了，像海绵一样被挤压了，这时中原的中华文明就会从风箱中，从海绵中涌出来，传向四周。
     西晋被异族所灭，南北朝的对峙，还有北宋的灭亡，南宋偏安江南，这两次中原王朝覆灭的结果，都使中原文明大规模南下。
     表面上看，战争的结果是北方民族胜利了，皇城被攻破了，甚至皇帝都被掳走了。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很有意味了。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开始学起中原的文化来，他们的服装变了，他们的文字变了，他们的语言也变了。他们越来越不是原来的他们，他们变成中原文明的一分子了。
     为什么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都学习起被征服者的文化来？为什么他们都没有避免被同化的命运？这与中原的地理位置紧密相关。中原是一块农耕的沃土，而其北方则是草地或者寒冷的林地，中原的文明相对于北方草地上的民族，早已“抢先成熟了”，因此北方游牧半游牧生产方式的少数民族即使征服了中原，在文化上也无法取得优势，只有学习。
     这就是中原大地的神奇之处。这块土地所诞生的文明与这块土地形成了一种神奇的关系，无论这块土地上的统治者怎样更换，但文明不灭，各种统治者、各式王朝都是工具，都是承载中华文明的工具。这真有些“汝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意思。
     自然灾害也是中原文明传播的动力，每一次黄河的泛滥，都把中原的文明驱向四方。中国人的许多姓氏都能在河南——中原的核心地带找到起源，中国的许多移民的故乡都可以追溯到河南。
     中原土地膏腴，沃野千里；她温暖湿润，物产丰富；她南北兼具，东西并存；她文明渊薮，礼仪之邦；她是中心地，是文化魅力的圆心。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是，古都都有一个向着中原大地聚集的过程，且不说汉民族王朝的首都有一个从西向东向着中原聚集的过程，比如咸阳—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王朝，比如金、元、清等王朝的首都等也都有这个趋势，可见中原对周边的吸引力。
     但是另一方面，中原又是刀光剑影的战场，是洪水滔天的灾区。
     福地和战场轮转，沃土和灾区互换。吸引—分离,会集—迁徙，中原既是文明的摇篮，又是文明的播种机，中原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不仅仅通过正常的途径传播文明，更通过周期性的战争和灾害作为动力机制，把中原地区的文明像波浪一样推送到远方。
     中华文明为何能够延续几千年而绵绵不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原地区的周边不是大海，就是沙漠、草原，还有就是高寒的青藏高原。这就决定了在中原的周边很难诞生和成长起超越中原的文明来。中原文明抢先成熟了，而其他的文化和民族最经济最方便的选择就是学习中原的文明。
     这就是中原大地对中华文明的意义。它虽然不能阻止战争和灾害，但是它利用战争和灾害作为动力，传播了文明。对中华文明而言，还有比中原更好的风水宝地吗？

不仅是最大最好，中原还是不断增长的风水宝地
     中原的神奇还在于它是一块不断增长的土地，甚至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土地。
     中原的增长有赖于伟大的黄河。黄河是世界上泥沙含量最大的一条河，下游的泥沙含量可达50%左右，可以说是一半水，一半沙。有一年我在郑州，坐着水陆两用的气垫船来到了黄河中的一个沙洲上，掬起一捧黄河水，我看到河水是稠的，这哪里是河水，分明是泥浆呀。就是这满是泥浆的黄河在汇入大海时，把带来的泥沙沉降下来，填海造陆，华北平原因此得以不断地向大海伸展。
     仅从1578到1855年的277年间，黄河就新造土地5490平方公里，这接近于上海市的总面积。即使在今天，在黄河三角洲每年都有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生长出来。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了我们的主题：中原是中国最大的风水宝地。其实至此已经十分清楚了，面对这样一块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增长的土地，谁还会怀疑它不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风水宝地呢？

《中国国家地理》2008年第5期封面

作者：单之蔷　来 源：选自《中国国家地理》

      江南在哪里？这是一个问题

      恕我浅陋，我一直以为江南的位置和范围是没有争议的。

      说起江南来，谁的脑海里不涌现出一堆诗词来。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庭枕上看潮头……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白居易这几首《忆江南》，分明说江南在苏州、杭州，或者说在太湖和西湖那一带，这正是我心目中的江南。我以为别人心目中的江南也如此。

      然而事实并非这样。研究地理的学者杨勤业教授关于江南在哪里的文章，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他认为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江南指的是江南丘陵区。那是南岭以北，洞庭湖、鄱阳湖以南，太湖以西的一片丘陵、盆地相间分布的区域。他的江南北界不仅不是长江，甚至连江南的三大著名湖泊——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和周边地区都不在江南之内。

      想来这也好理解。因为地理学家划分一个区域时，使用的是自然区划，就是寻找地表上自然属性相似的地区，把它们划出来，组成一个个区域。在自然地理学家看来，长江并不是一条自然区域的分界线，长江中下游地区，南北两岸都交错分布着大片的平原，如江汉平原、两湖平原、长江三角洲，这些平原显然是一个统一的自然区域，他们称之为：长江中下游平原。当把这包括了洞庭、鄱阳、太湖三大湖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划分出去后，江南还剩下什么呢？显然只剩下了一大片丘陵。

      但这是地理学家眼中的江南，显然不是大众心目中的江南。

      当气象学者林之光告诉我他心目中的江南是哪里时，我更惊讶了，他的江南竟越过长江北到淮河。他认为淮河以南，南岭以北，湖北宜昌以东直至大海，都是江南，他的根据是气候，他认为那被绵绵梅雨所覆盖的地区，都应该是江南。简单地说，他的江南是梅雨。

      和气象学者观点类似的是语言学者，研究方言的学者认为从方言的角度看长江中下游以南属于中国南方六大方言区，这个区域都可以看作是江南。其中的吴语区（江浙一带）可以看作是狭义的江南。

      这时，我已经感到，江南在哪里？并没有一个人人都认可的答案。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

      江南这个普通名词为什么成了特指？

      的确，当我们认识到江南在哪里是一个问题时，疑问就越来越多了。

      例如：唐代名诗人杜牧的诗《遣怀》：“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写扬州的还有一首名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这里的江南分明指的是扬州，可是扬州在长江的北面啊。

      这里显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江北的扬州为什么算江南？

      问题还有许多。比如历史地理学者石泉曾撰文指出：古文献中的“江”并不是长江的专称，至少在唐以前。他用大量史实证明古时许多河流都叫“江”，比如著名的大河淮河和汉水都曾叫过“江”。“江南”也曾指淮河以南和汉水之南。一些不出名的河流也曾叫“江”，如：山东东南的沂河等。既然这些河流都叫“江”，那么当这些河流某一段东西向流淌时，江的南面当然就叫江南啦。可以想象，当时被称为江南的地方是很多的。其实我认为既然江南作为一个普通的名词意思无非是“河流南边的地方”，那么无论古时还是现在全国应该有无数的江南，只要有人有江的地方，人们都会把江之南叫“江南”，不叫江南又叫什么呢？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当人们离开当地，在全国的范围说江南这个词的时候，江南就从一个普通的名词变成了特指的专有名词。为什么全国无数的江南最后都失去了叫“江南”的资格，为什么最后只有某一块地区可以独享江南的桂冠？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江南经历了一个浓缩的过程

      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教授在他的文章中，简明清晰地为我们描述了江南作为一个地域从古到今的演变，可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先扩后缩的过程。在秦汉之际，江南指长江中游的南部，主要是湖北和湖南。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江南开始东扩，直到江浙一带。到了唐代，初唐时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南岭以北的广大区域设立了一个大的行政区——江南道，从湖南西部直到海边。这是第一次动用行政的力量划出了江南的范围。此举并没有结束长江以北许多地方叫江南的历史，譬如当时，汉江西南，长江以北的荆州、襄樊、江陵等古楚国的旧地仍称江南，但是此举开始了江南的范围从北向南压缩的过程。后来唐玄宗又把江南道拆分成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接下来江南西道又一分为二，西为湖南道，东仍为江南西道。这次行政区划开始了江南的区域从西向东浓缩的过程。

      从古代文献和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江南经历了一个不断浓缩的过程。

      譬如：屈原在《九章》中有诗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个江南是荆楚江湘之地。到南北朝时庾信的《哀江南赋》，再到清初孔尚任《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套曲，江南已经从两湖地区浓缩到了今日的江浙地区。

      如果我们把历代的文学作品或古代文献中提到的江南，在地图上标出来，我们会看到，这些点开始时分布得很广，随着历史的推移，点越来越集中到今日的江浙地区，也就是太湖和西湖的周边地区。

      纷纭的江南共有的部分在哪里

      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就是让各类学者把他们心目中的江南在地图上圈出来，最后我们把这些地图重叠起来，看它们共有的部分——也就是所有集合的交集在哪里？我们认为这个共有的部分就是真正的江南。

      这个江南在哪里？当我们把结果揭示出来时，我们看到这个江南就是太湖和西湖流域，就是苏州和杭州周边地区。其实这个江南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就是我们常识中的那个江南，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中的江南；是“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江南；是“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中的江南；是乾隆六下江南中的江南

      至此，我们看到了江南这个概念从一个普通名词演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从一个空洞的抽象的空间演变成了一个有着丰富意义和内容的地方。可以说江南是“炼”出来的，就像钢是炼出来的一样。

      江南是怎样“炼”出来的？

      那么，我是否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江南是怎样“炼”出来的呢？是哪几种力量炼出了江南？中国人为什么要“炼”出江南这样一个地方？

      我想至少有这样几种因素“炼”出了江南：

      首先是自然的贡献。大自然为我们准备了一个能上演“江南”这出剧目的地方。江南的气候、降水、土壤、地形在今天看来是非常优越的，但是在古时，并非如此。因为就气候而言，江南的淫雨连绵，潮湿濡热并不比北方温带地区的温暖凉爽更有利于古人类生存，所以司马迁《史记》中说江南“地下卑湿，丈夫早夭”。土壤更是如此，在没有发明铁器前，江南黏滞板结的土壤很难耕作，而北方黄土高原疏松肥沃的黄土，特别适合那些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先民。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早期的文明、周、秦、汉、唐在黄土地带崛起的重要原因。江南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河网地带，到处是沼泽湖泊，江南的发展与治水的技术密切相关，当拦水筑坝和造船建桥的技术不成熟的时候，江南很难发展起来。

      因此江南虽是沃土，但是她是后发地区，是储备着的有潜力的地区。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文明进程是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双向过程。江南正是在这个双向过程中被锤炼出来的。

      这一点可以从江南这个称谓中看出。显然这是江北人的视角，只有江北人才会说江南。中国的黄河两岸有河北、河南，洞庭湖两边有湖北、湖南，太行山两边有山东、山西；偏偏到了长江却只有江南，没有了江北。同样的问题：南岭为什么不叫北岭，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文明是从北向南推进的，这些地名都是从北向南看的结果，是北人的话语。

      江南在农耕和游牧的拉锯战中成长起来

      中国文明的南下，江南的开发，在某种意义上还要感谢北方的游牧民族。北方游牧民族每一次大规模的南下，就是一次中原文明向江南的一次推进。在中原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中，江南是回旋之地。

      每当北方的游牧民族挥师南下，中原的汉政权无法抵挡之时，江南就是偏安之地。江南使中华文明避免了灭绝的命运。皇帝都被掳走，国家和文明还能存在，如北宋的“靖康之耻”。这全赖江南也。江南是中华文明的“避难所”、大后方。中华文明就像候鸟，当严冬来临，就迁到了江南，每当春天来临，又飞往北方。杜牧有诗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句诗赠给中原的汉文明是很贴切的。中原的汉文明在与游牧民族的拉锯战中，正是靠退居江南，休养生息，待羽翼丰满，而又卷土重来的。历史上许多古老的文明都是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下灭绝了，幸运的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绵绵不坠是因为我们有江南。

      中原文明曾经遭受过游牧民族的多次重创，引起大规模南迁的是这样的几次。

      一次是西晋末年（311年）的永嘉之乱。匈奴等游牧民族攻下洛阳，掳走晋怀帝，晋室政权流亡南方，建立了东晋。北方士族豪门纷纷南迁，进入长江以南，史称“衣冠南渡”。

      还有一次是宋代（1125—1127年）的“靖康之耻”，金兵灭亡北宋帝国，掳走宋朝徽、钦二帝，宋室被迫南迁，建都临安（杭州），史称南宋，这次中原文明的大举南迁，规模之大，超过以往各次。

      再有一次大规模的中原文明的南迁虽然不是游牧民族引起的，但效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发生在唐代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

      三次衣冠南渡，中国的农业中心从北向南转移，文化的中心亦随之南移，造就了江南的经济和人文基础。

而每一次游牧民族的南向牧马，汉文明的衣冠南渡，都是对江南的一次开发、拓展和提升，也是对江南这个概念的锤炼。正是在这一次次的锤炼中，江南长大了，成熟了，江南的形象越来越鲜明了。

      行政区划是塑造“江南”的重要力量

      在江南这个概念形成的过程中，行政区划的作用举足轻重。我们已经说过唐代划定的江南道，和后来把江南道拆分只留下江南西道和江南东道。此举对江南概念的形成十分重要。

      江南的形象是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

      江南的意义更多地是通过文学建构起来的，也是通过文学走进人心的。

      造出“江南”来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天堂的渴望

      铁马、秋风、塞北，

      提出这个问题后，我想到了上海。上海算江南么？就位置而言，她的确在江南，而且我们中华文明从西向东发展的历程到上海可以说是到了空间的极至。如今上海的声名已经超越了江南。上海能取代江南的位置么？繁华可过之，富贵可过之，但是江南在中国人心目中天堂的位置，上海能取代吗？

《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03期封面

作者：单之蔷　来 源：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2期

      中国人的姓氏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源远流长，从上古的伏羲氏时代开始中国人就有了姓氏，至今已经五千多年了；二是中国人的姓氏是按照父系传承的，即只是在男子中一代代地相传，比较稳定。事实上，这一点恰恰与遗传学中的Y染色体的传递方式相一致，Y染色体就是只沿着男性这条脉络下传的，除了极为罕见的异常，一代代的只要是男性，就会一直传下去。
      现在人们都知道，人有23对（46条）染色体，其中X和Y染色体是控制性别的。在男人的精子中，一半含有X，一半含有Y；女人的卵子含有的都是X，没有Y。当精子中的X遇到卵子中的X，组成新的染色体对XX时，就生女孩；当精子中的Y与卵子中的X相遇，组成XY时，一个男孩就诞生了。当这个男孩再生男孩时，一定是这个Y又一次地被选中，与一个卵子中的X结合了。除极个别情况外，如果一个家族一直有男孩诞生的话，那么这个家族的染色体Y就一直传下来了，而且是同一条祖先染色体的复制品。
      我们的祖先太聪明了，他们在五千多年前就用“姓”给自己的家族做了命名。当然，我们祖先这么做的时候，想到的不仅仅是标识自己，区别他人，很重要的是为了避免近亲繁殖。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此举一下子给他们家族的染色体Y打上了标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姓氏”，就是染色体Y的“姓”，因为生生死死，承载着姓的一代代的人都消失了，但染色体Y却与“姓”结合在一起，流传至今。姓的传递，就是Y染色体的传递。这真是人世与自然神奇的同构，是天人合一的典范。我甚至认为姓氏是我们中国人的一项伟大的发明，是一项不亚于四大发明的发明。
      欧洲人有姓的历史不过一千多年，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后才有姓，才几百年。为什么中国人最早发明了“姓”，而且“姓”在中国能够延续下来？我猜想原因有二：一是汉语文字的简洁。单音节，一字一音，用来做姓，方便好用。西方人的语言文字用来做姓，就不如汉语方便，我们都曾有过记不住外国人复杂冗长姓名的感受；二是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就统一了中国，废除了分封制，推行郡县制，郡县制需要户籍制度配合，所有的人要登名造册，这是中国人的姓能够流传、普及、巩固以及人人有姓的重要原因吧。
      中国人在传统上特别看重生男孩，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原来我以为这种现象只有文化、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意义，现在看来，并非如此，这其中有着更深的生物学上的意义。
      男孩是染色体Y的承载者，而人体其他的45条染色体在人类一代一代的繁殖过程中被反复地打乱重组，加之配偶的染色体不断地补充进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就是基因被逐渐地“稀释”。比如，你的儿女对你的基因，只继承了1/2，你的孙子、孙女只继承了你儿女基因的1/2，随着时间的推移，祖先的基因越来越少，最终近乎于无。但是除了少数的突变外，Y染色体躲过了被“稀释”的命运，它将随着这个家族的男性成员一直延续下去。
      也许这正是中国人喜欢男孩的深层原因。因为只有男孩继承了真正的祖先的一点遗产——Y染色体。这才是一个家族一直没变的东西，是一个家族真正的血统。
      “姓”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传承，更重要的还有竞争。
      俗话说：张王李赵遍地刘。说的是中国有些大姓集中了众多的人口。看一下今天新百家姓的排行榜：前19个姓，已经包括了汉族人口数的一半。但是中国人的姓氏现今仍在使用的达4000多个，也就是说，不到0.5％的姓，占据了50％的人口，这种现象不是天生的，而是姓氏经过竞争而逐渐形成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23000多个姓（中科院遗传发育所袁义达教授收集），但后来有些姓逐渐消失了，仅剩下今天的4000多个。如果我们把姓氏看做是物种，那么那些消失的姓氏就是一些灭绝了的物种，留存下来的则是成功者。
      最“成功”的是那么几个大姓，比如：李、王、张、刘、赵、朱等，如今前3个姓每一个姓的人数都超过了总人口的7％，刘姓人数超过5％，赵姓超过2％。朱姓超过1％。注意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几个大姓刘、李、赵、朱不正是中国几大王朝（汉、唐、宋、明）皇帝的姓吗？皇权使这几个姓发展成为中国的常见姓，这可以归结为姓氏发展的“皇室效应”。
      从过去23000多个姓，到今天的4000多个姓，这中间有多少可歌可泣或者是哀婉动人的故事。如果有谁把19000多个姓氏是怎样消失的故事写出来，其意义和可读性可能不比一些生物灭绝的故事差。
      我们的摄影师从陕西泾县发回了一些关于一个罕见姓氏“第五”的图片，看到这些图片，我想到的是姓“第五”的这些人还是幸运的，那些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的人已经消失了，因为史料记载这个姓从“第一”到“第八”都曾经存在过。
      由此我进一步想到，姓氏也是一笔珍贵的资源，不仅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尤其是那些小姓、奇姓、罕见的姓更是一种珍稀的资源。想想看，在漫长的历史惊涛骇浪中，这些小姓奇姓没有借助任何权势的力量，竟然在姓氏的竞争中走了过来，给我们保存了一份珍贵的独一无二的Y染色体的遗产。对他们，我肃然起敬。多一个姓，不仅多了一份家族史，一份文化史，更是多了一部基因史。
      然而在今天，这些小姓和奇姓，有的正在消失，有的正处于濒危的边缘。想想看，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姓氏按男性传递，生女的小姓家庭，姓氏就有失传的危险。因此保护小姓、奇姓，让其传承下去，非常必要。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影响远比生物学特征的继承重要得多，我们无意推崇男尊女卑，也无意阻止人们的姓氏随意化的倾向。但是，中国传统的以男性为姓氏传承者的聪明之举，值得延续，至少我们有理由修好自己的家谱，在你想变动你的姓氏，取得一个时尚的新的“社会姓氏”时，不要忘记记录下你原有的“生物姓氏”，即“Y染色体姓氏”。这对于遗传素质和人类健康以及疾病的研究，对于文化现象的揭密，对中国人的迁徙，甚至对中国人的来源的研究和探索，以及我们今天未能预见的许多问题的揭示，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
      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是让外国非常羡慕的资源，因为它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更珍贵的是它稳定按照男性一脉相传。它是Y染色体的标记，可以说它就是“姓氏基因”。
      说句题外话，如果今天现代文明对中国的姓氏的延续有严重冲击的话，为“姓”申报世界遗产可能极有价值。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姓氏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

《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02期封面

作者：单之蔷　来 源：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1期 

       一个偶然机会，我喜欢上了过去小孩佩戴的长命锁，遂开始收藏。初以为其形状单一，图案雷同，后发现，并非如此。原来长命锁有你难以想象的丰富。其形状之多样，内容之深邃，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形有莲花、如意等，还有饺子锁、疙瘩锁、元宝锁等，不可尽数矣。锁上雕刻之内容，三星拱照、四灵呈祥、天仙送子、五子登科，凡是能反映美好愿望的吉祥符号，这里应有尽有。  

《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01期封面

作者：单之蔷　来 源：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12期

     我对“光合作用”的生动体验来自于洞穴。在一个洞中我惊奇地发现：洞中竟有青青的小草在生长，范围很小，围绕在为照亮钟乳石布置的灯光周围。开始我有一个错觉：以为这些小草原本在黑暗中藏着，是灯光让它们显露出来了，但继而我恍然领悟：这些小草是灯光哺育出来的，这就是“光合作用”啊，洞中黑暗的环境，把灯光对植物生长的作用突出出来了。

     除了光，光合作用中其他角色的作用，有的容易发现，有的则深藏幕后。据说二氧化碳的作用是最后才发现的。

     有一个实验，也是关于光合作用的。把一支蜡烛点燃，放进一个封闭的玻璃罩子里，蜡烛很快就熄灭了，因为罩子中的氧气耗尽了，然而把一棵绿色的植物和蜡烛一起放进去，蜡烛就一直燃烧着，因为植物放出了氧气。这里植物似乎是施惠者，蜡烛是受惠者。其实不然，它们应是互惠关系，蜡烛产生的二氧化碳正好是那棵植物的粮食。

     上述实验还有另外的版本。就是把那棵植物，换成了一只小白鼠。这样我们看到了一种神奇的匹配和循环关系：动物呼出的二氧化碳，正是植物吸入的，动物吸入的氧，正是植物呼出的。这样的实验让我感叹造物主的神奇。
    

     这种你弃我用，我废你宝的循环，让我联想到清代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中的无肠国。其国人无肠，食物直接通过，餐厕合一。食物虽不停留，但只要腹中一过就饱。所以富贵人家，皆将排泄之物收好，给仆婢再食，或自食。以致于一餐，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循环使用。

     文学史上将《镜花缘》当做社会批判小说，因此无肠国的故事成了对富人刻薄吝啬的批判。其实我觉得从能源或资源的角度看，这个故事，反映了人们潜意识中对于饥饿的忧虑，对温饱的渴望。

     造物主设计的世界其实与《镜花缘》中的“无肠国”很相似。就动物和植物的呼吸过程而言，就是一个完美的循环，没有所谓的废物（二氧化碳不仅来自于动物，还来自火山爆发等）。但今天这个循环出现了问题，因为地球多少亿年来，储存起来的煤、石油等正在被人从地壳中挖出来，使用着，这些化石能源燃烧放出的二氧化碳以极快的速度增长着。

     二氧化碳增多的后果是全球变暖。开始时科学家们还在讨论谁受益，谁受害，现在达成了共识：全球变暖，极地冰盖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洋流的异常等，对整个人类造成了威胁。因此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成了国际社会共同的举措。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更使二氧化碳成了过街老鼠，一时间成了有害气体。其实这只能说是化石能源时代的一种偏见。因为只有在大规模地使用化石能源时，二氧化碳才是所谓的“废气”，因为没有足够的植物把它“吸”去转化。

     我们看一下光合作用的过程：
     二氧化碳＋水糖类（碳水化合物）＋氧气
    （CO2+H2OC6H12O6+O2）

     很明显，二氧化碳是植物生长最重要的原料。今天我们说的废物、有害物质二氧化碳是植物的粮食，这是光合作用的基本原理。

     如果我们站在植物的角度说话，我们就不会认为二氧化碳的增多是灾难，对植物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食物空前丰盛的时代来临了。

     在地球的历史中，确实有过几个漫长的地质时期，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远远高于现在。比如在恐龙出现以前距今大约2.8亿年的石炭纪和距今大约2.4亿年的二叠纪，那时候陆上到处是茂密得惊人的森林，今天匍匐在地上的蕨类，那时竟能长到几十米高，到处是高大的石松、木贼、羊齿类植物，它们铺天盖地。这些植物死后，就堆积起来，一代代地越积越厚，数百万年后，形成了煤，今天地球上大部分煤田就形成于那个时代，所以后人称那个年代为“石炭纪”。那个时代森林比现在茂密的重要原因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比现在要高出2－4倍。

     粮食是植物的种子，粮食一直是困扰人类的大问题，因此增加粮食产量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事，为此人们已经上天入地想尽了办法。比如我们高度重视了水（灌溉引水），重视了光、温度（薄膜大棚等），重视种子（选育种、杂交）、肥料（化肥）等，我国农业有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可以说考虑得十分周密。但是从光合作用那个方程式看，我们对种植粮食所需要的和水一样重要的原料——二氧化碳，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也许未来粮食增产的关键，就在二氧化碳身上。二氧化碳在空气中所占的比例十分稀少，大约占千分之三。如果我们能像给作物供水一样，供给作物足够的二氧化碳，也许粮食生产会有一个很大的新增长。

     地理学家黄秉维先生对二氧化碳对粮食生产的意义早就给以关注，在《自然条件与作物生产：光合作用潜力》一文中他说：“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或降低，可以加强或消弱植物的光合的强度，这是在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中业已证明的事实。”他接着说：“在温室中栽培作物，可以人为地增加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已有因此而提高产量40％的记录。”

     黄先生已经驾鹤西去,相信他对利用二氧化碳提高粮食产量的想法,应该有后继者继续推进。据说其中的难题是,在增加空气中二氧化碳1－3倍时,作物产量的增加是线性的,积极响应的,但是继续增加,产量就不再增加了。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现有的作物都是在正常的二氧化碳含量（0.3%）的环境下,经过几千年的人工选择培育出来的。遗传品质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对高浓度的二氧化碳作出积极的响应。只要假以时日,不断地人工选择对高浓度二氧化碳作出积极响应的作物,就会像筛选高产量、抗病虫害的小麦那样,筛选出“喜二氧化碳”的植物来,那将是一个植物极其繁茂的新时代,我们依稀会在其中看到石炭纪和二叠纪的影子。

     那时像首钢这样的大钢厂，也许不会因二氧化碳的排放而搬离首都，只要把它的大烟囱与四季青公社的温室连通起来，让温室里的作物、蔬菜、花卉等植物，吃它们的美食——二氧化碳就可以了。

     当要结束本文的时候，我想说，我说了这么多二氧化碳和粮食，真正的目的还是想说能源，关注的是能源危机。因为无论植物、动物还是粮食、煤炭、石油，它们本质上都是能源，都是经过光合作用转化的太阳能，而植物是关键的一环。没有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固定、储存起来，就不会有动物，也不会有煤和石油。因为煤是深埋的植物，石油是动物的遗骸。

     如果我们能迎来像石炭纪、二叠纪那样繁茂的植物时代，我们还会忧虑能源么？

《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12期封面

作者：单之蔷　来 源：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11期

     马可波罗游记中没提到大名鼎鼎的长城，因此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甚至疑此书为后人伪造。

     其实书中没提长城很正常。马可波罗元代来中国，那时中国由蒙古族统治着。长城是农耕民族修建的用来防范游牧民族的，因此长城作为一种景观或符号的意义是农耕的汉民族建构起来的。在游牧的蒙古人统治的元代，长城作为一种景观和象征符号不可能受到重视和推广，只能是淡化。可以想象，在元代，长城作为一种符号是不流行的，人们是不大说起长城的。因此马可波罗没听说或没提到长城是很正常的。

     我曾去过广东仁化的风景名胜——丹霞山，发现了一个类似的现象：今日丹霞山很热闹的两处标志性景观“阳元石”和“玉女渊”，古人却看不到。譬如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文豪和旅行家袁枚游历了丹霞山，在《游丹霞记》中，偏偏没提这两处景观。按今日的说法：“没见阳元石，未到丹霞山”，难道袁枚没到过丹霞山吗？

     丹霞山的岩石以红色的砂岩为主，阳光下这里的峰峦峭壁艳若丹霞。中国人欣赏风景，喜欢象形的景观，这里造型各异的山峰满足了这种心理。自古这里就有“僧帽峰”、“蜡烛峰”、“长老峰”、“海螺峰”、“双壶峰”，因为山峰的形状像这些东西。

     但这次去我却看到了新的象形，就是阳元石和玉女渊，它们是很像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的一块巨石和一个岩缝。如今这两处景观成了最受欢迎的景点，游人络绎不绝。

     酷似生殖器的岩石怎么成了供人欣赏的景观了呢？尤其是我想知道人们是何时开始欣赏阳元石和玉女渊的。

     查资料，我发现这两处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成为景观的。那块酷似女性生殖器的岩壁，是1998年才发现的。

     有意思的是，材料中说阳元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丹霞镇黄屋村的村民发现。村民们称之为：马卵石，意思是像马的性器官。1992年中山大学的教授将其改名为“阳元石”，才有了今天的意义。

     我想阳元石这块巨石，不可能60年代才被发现，因为它很显眼，高达数十米，这一带自古就不偏僻，丹霞山早在清初就成为风景名胜，引人前往。可以想象这块巨石，古人早已看到，不过，没有把它与人的生殖器官联系起来。有资料说，古人把这巨石连同后面的一块石壁称为“佛掌峰”，即把今天的“阳元石”看作是佛的大拇指而已。

     这使我想起“发现”这个词的含义。何谓“发现”，我理解“发现”并不是指第一次看到某个东西，“发现”应是第一次赋予某个东西以某种意义。譬如，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中国科学家发现雅鲁藏布大峡谷等，似乎都是这个意思。

     从“佛掌峰”到“马卵石”再到“阳元石”，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赋予同一块石头不同的意义，即不断地“发现”。

     我很感兴趣清代的袁枚在《游丹霞记》中为什么没有提及“阳元石”。

     袁枚是一位极有个性的人。他在《所好轩记》一文中公然宣称自己：“袁子好味，好色好游”，说自己“好味”、“好游”都可，但标榜自己“好色”却是够大胆直率的了。他30多岁时，就辞官归隐小苍山，建随园，纵情山水、恣意浪游。他尤其憎恶道学家，在诗中说自己“解爱长卿色，亦营陶朱财”。他认为文学应该表现男女之情欲，因此他对沈德潜《明诗别裁》不选宫体艳诗大为不满。但是这样一位反道学、不拘礼节的诗人在丹霞山游览时，却没有看到阳元石，游记中也没提到这处景观一个字。

     合理的解释是，袁枚没有提到阳元石，和马可波罗没有提到长城一样，都是时代精神所致。袁枚所处的时代，不欣赏和不关注像阳元石、玉女渊这样的像性器官的景观。其实这两处景观一直就在那里存在着，它们沉默不语，它们像什么，有何意义，是否应成为风景，值不值得观赏？一切都由人来决定，由时代精神决定。袁枚的时代，程朱理学甚炽。“性”还是隐秘的、含蓄的，在公开的场合，人们还不可能肆无忌惮地谈论性，那时人们早就看到了那像生殖器的巨石，但男人看了一笑置之，女人看了赧颜而已。我想也有这种可能：当年的袁枚也看到了阳元石，只不过连他也不认为这东西是风景，不值得一提。

     像阳元石和玉女渊这样的景观是今天建构出来的。不是说这两处景观的物质存在是今天造就的，而是说这两个概念，以及把它们跟石头和岩缝一一对应起来，再用语言符号表示出来、传播出去，即“物质、概念、符号、传播”四位一体，这才是我说的“建构”。

     记得一次在嵩山开一个地质公园的研讨会，丹霞山来的人在会上散发景区的图片，两张而已，阳元石和玉女渊。为什么是这两张？谁来决定？又是什么力量能使这两种景观成为风景传播开来？这不仅是在“建构”，而且还涉及到了权力的问题。如今这种建构还在继续，丹霞山建起了性文化博物馆，这两处景观又成了性文化的代言者。在丹霞山景区，旅游纪念品上的图案大多是这两处景观，它们俨然成了丹霞山的形象代表，这在袁枚所处的时代是不可思议的。

     “阳元石”从不是风景，到是风景，又到是“最好的风景”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风景这一产品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启示我们要在旧东西中发现新意义。

     近来川西的丹巴县很红火。每逢假日，游人如织。其中主要原因，是这里的民居和碉楼作为一种风景和景观被建构起来了。这里被赋予了世外桃源的情调，“美人谷”的传说更使这里笼罩了一种浪漫的氛围。这里高耸在山谷中的一座座石砌碉楼，被赋予了种种神秘的色彩：碉楼为什么一直向西出现在西藏的日喀则地区？它们是谁建造的？功能是什么？防御需要？宗教象征？生殖崇拜？越是没有答案，越是神秘，越是成为风景。因为越是神秘，就越具有多解性和创造性，就越是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符号和事物的一一对应性，给人以创造性和新鲜感。

     正是因为同一种景观，不同的时代和文化在其中发现不同的内容，赋予其不同的意义，有限才成为无限，世界才新鲜、生动、可爱。

《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11期封面

作者：单之蔷　来 源：《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10期

     记得曾看过前苏联一部反映卫国战争的电影，大部分情节都模糊了，但斯大林的一段话却记住了。当时德军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苏联危在旦夕。但是纪念十月革命的红场阅兵却照常进行。斯大林此时的演说就是战前动员。他是这样说的：他们（德国法西斯）想消灭一个产生过彼得大帝、库图佐夫、罗蒙诺索夫、普希金、托尔斯泰、莱蒙托夫……的国家……
     斯大林演说完毕，接受检阅的部队直接由红场开赴战场。当时我就想：为什么这些人的名字能进行战前动员，为什么一想到有人要消灭这些名字，就让俄国人血脉贲张，誓死抵抗。因为这些名字，代表的是俄罗斯精神的核心，它们是俄罗斯民族的灵魂所在，是俄罗斯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象征符号。
     假如情况发生在我国，兵临城下，我军的统帅进行如此的战前动员，他会怎样说？我们中华民族有众多光辉的名字可供选择，他完全可以说，他们想消灭一个产生过汉武大帝、老子、庄子、孔子、祖冲之、李白、杜甫、苏东坡、罗贯中、曹雪芹……的国家。
     这些光辉的名字，足以唤醒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意识。
     民族和国家意识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内心深处对自己所属的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其中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祖先和历史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就是对国土山河的认同。
     我在想，像汉武帝、老子、孔子、李白、杜甫等可以看作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象征和符号。但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象征符号来代表中国的山河和土地呢？我们的山川河流中哪些已经成为中国人意识中的符号可以唤醒我们的“国家意识”呢？我想到了“三山五岳”，想到了黄河、长江。
     但是这些关于国土山河的象征符号作为一个整体和系统是有所欠缺的，就是缺中国西部的符号系统。“三山五岳”局限于我国的东部地区，属“半壁江山”，对于我们树立国家意识，还是有所欠缺。长江、黄河作为中国山河之象征，就完整性而言，强于“三山五岳”。但是就符号意义而言，还是偏于东部。
     我希望能在我们的国土上找到能代表我国辽阔国土、壮丽山河的象征物。寻找的结果，发现横穿我国东西大致沿着北纬30度线延伸的长达5000多公里的318国道是最佳选择。我们在这里把它称之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
     这条大道高度整合了我国东部、西部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尤其神奇的是，许多世界级的景观竟然集中在这条大道两旁及周边，譬如，东部的名山名湖有黄山、庐山、西湖、太湖、洞庭、鄱阳等，西部的名山名湖有贡嘎、南迦巴瓦、珠穆朗玛、希夏邦马、羊卓雍错、纳木错等。
     这真是一条东西合璧、交相辉映的大道，作为审美，它是一条带状的世界级景观长廊，作为培育“国家意识”和“国土意识”的象征和符号，它是一个丰富的令人惊叹的符号系统，几乎是中国所有类型的自然景观，这条长廊上应有尽有。它弥补了传统的“三山五岳”的不足，比如，“三山五岳”不能代表中国西部像“贡嘎”和“希夏邦马”这样的雪山，这条景观长廊也弥补了黄河、长江在符号象征上的不足，它使印度洋水系的河流进入象征系统。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譬如湖泊，仅有传统的五大淡水湖，代表不了中国的湖，只有像纳木错、羊卓雍错这样美丽的盐湖作为代表进入了湖泊的象征系统，我们才能说对于湖泊，我们有了“国家意识”。
     甚至像杜鹃花，也因这条大道获得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杜鹃花中心”的象征意义。我们完全可以称这条大道为“杜鹃花之路”。因为仅有中国东部的映山红等少数杜鹃花种类是不够的，这条穿越了横断山和东喜马拉雅这样的杜鹃花分布中心的大道，提纲挈领，将中国众多的杜鹃花统领起来，凝聚成一个概念：这是一条“杜鹃花之路”。杜鹃花中的“国家意识”就油然而生了。
     甚至冰川这样的景观，也因这样一条大道整合起来，塑造起中国作为一个“冰川大国”的形象，中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冰川大国。但在东部地区，仅在部分地区有过古冰川的遗迹，而在西部地区则分布着壮丽的现代冰川，在这条大道穿过的地区，有世界罕见的壮丽的冰川景观：冰瀑布和冰塔林。因此这条大道完全可以看作是一条展现中国冰川大国形象的符号系统。
     民居和宗教亦如此，这条大道都有一种整理、凝练和将散乱的信息提炼成一套象征性的符号系统的作用。
     说起人文现象，这条大道所起到的象征意义对培育“国家意识”的形成就更有意义了。
     这条大道的东段和西段连接的是中国最大的两个民族：汉族和藏族，中段通过的是多个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中华民族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是“多元一体”，因此真正的“国家意识”是汉族和包括藏族在内的各个少数民族意识的意识。像藏族的民族英雄格萨尔这样的人物形象完全应该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这条景观大道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西部农牧交错带的一部分，而西部的农牧交错带应该是我国东北部地区农牧交错带的延伸。
     过去我们谈论中国，其实头脑中总是“东部”，而不是“东西合璧”。比如，说我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是秦岭—淮河一线，至于秦岭以西就不说了，但秦岭以西还有半个中国呢，怎么能说秦岭—淮河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同样谈我国的农牧交错带，从黑龙江的西北开始一直延伸至兰州、西宁一带，就停止了。其实这个农牧交错带在西部青藏高原上还在延续，只不过呈现了一种更复杂的状态。可以这样说横断山北半部整个就是农牧交错带，因为这里的人们大多是半农半牧地生活着。在横断山的北界沿着四川省的红原、色达、甘孜一直到青海省的囊迁和西藏的边坝、比如、那曲，再沿着冈底斯北麓向西还有一条纯牧业与半农半牧的交错带。这样一条从黑龙江到西藏的漫长的农牧交错带才是中国真正的农牧交错带。
     这条大道因此又获得了一种意义，它不仅包含了草原游牧这样的景观，还包括了半农半牧这样的人文现象。这些无疑更丰富了这条大道中的“国家意识”。
     热爱中国的理由有千万条。如今又多了一个理由，就是中国有这样一条景观大道——318国道。这条大道两边集中了那么多的珍稀和美丽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关键是这条景观大道体现了一种国家意识，它可以凝练出一套丰富的代表中国的符号系统。它给中国的形象又打造了一个符号，创造了一个象征，给热爱中国的人又提供了一个热爱中国的理由。

《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10期封面

作者：单之蔷　来 源：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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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空间的角度看首都，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但在此之前，需要先讨论空间的观念。牛顿和康德都持有一种绝对空间的观念。我们的常识也支持这种看法。即空间是空的，可以在里面装各种事物；或者说空间像一个舞台，让各种事物在上面亮相表演。但这些事物与空间无关，对空间不产生影响。其实这是一种绝对的虚空观。牛顿说，绝对的空间，它与一切外在事物无关，它处处均匀，永不迁移。康德说，我们可以设想一种绝对的虚空，里面空无一物。然而哲学家罗素对康德不无讽刺地说，这只是一个出生在柯尼斯堡（康德的家乡）平原的人的想法，一个出生在阿尔卑斯山区的人就不会这样想。意思是说，一个眼前是平原一样空空荡荡的人和眼前总是大山的人对空间的理解不一样。罗素还说，绝对的虚空他怎样也想象不出来，因为绝对的虚空里怎么都会有一个正在想象的“自我”在那里。这是在用“我思故我在”的道理批评康德的空间观。
     现代物理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牛顿和康德的绝对空间的观念是一个颠覆。空间不是处处均匀的，也不是一个舞台和空盒子，空间是各种事物的组合和连接，是事物间各种关系的网络。爱因斯坦认为，空间、时间、物质或事件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之间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关系网”。不能说事件是在时空背景下发生的，不存在与事物割裂开来的背景，所谓空间和时间就是事物或事件之间各种性质不同的关系。
     我理解爱因斯坦的意思是说，不存在所谓虚的空间。事物本身就是空间，事物的组合就是空间。我想空间的概念应该扩大，不仅仅是有形的，也可是无形的，如想象的空间等，也可以是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第三种空间，如互联网上的社区、聊天室等。
     这种观点的确有道理。比如用绝对空间的观点看首都，首都无非是一个虚空中放进了国家的权力机构、宫殿、首脑和一些城市要素的地方。如果用相对空间的观点看首都，首都就成了各种关系之组合，就像一个魔方，每转动一次，每换一个视角，各种事物间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关系组合，也就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空间。
     我们转动一下魔方，眼前出现的首都是移民之都。因为首都是政治的中心，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所在地，政府官员应该来自全国各个地方，才是公平和有代表性的。因此首都必然是移民之都。在我们眼前出现的首都是一个个外地人组成的首都，他们与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人在首都的空间都牵连着一个家乡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首都又是全国各地的空间荟萃之地。如北京，全国各地的办事处、各地的饭馆都开到北京来了。首都也是各种文化的荟萃之地，因此首都往往多元有余，特色不足。首都缺乏地方性，是去掉了地方性之地方。
     我们再转动一次，这次出现的首都是外国使节的空间组合。首都是世界各国大使的驻地，大使馆是一个特殊空间，有一定的的主权，比如所在国的警察不可进入执行公务等，所以才有避难者躲进大使馆、所在国无可奈何这样的事。其实大使馆这个空间是经过双方协商同意、互相在对方的领土上设置的一个自己管辖的区域，好像是把自己的行政区域空投到了另一个国家。因此每一个大使馆这样的空间都联系着另一个国家。从这种意义上说，首都又是世界各国的汇集，是世界之缩影。
     我们又转动一次，这次出现的是时尚圈。首都是时尚之源。古人歌谣：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又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这些民间俗语，说的无非是皇宫的宫女和首都的“都人”对美的追求、时髦的装扮，是国人时尚的标准和榜样，而且会变本加厉。
     我们再转动一次，由于首都既是中央又是地方，我们发现首都是官员系列最完整的空间。一个个大官员的大空间包含着层层叠叠的一个个小官员的空间，就像套娃一样。
     实际上，这样的空间无限多。既然事物本身就是空间，那么空间就是事物的组合。
     由空间我想到了时间。按照传统的观点，空间和时间是互不相关的。但并非如此，譬如首都就是时间和空间的交汇之处。
     古时我们没有采用西历时，表示时间和年代，用的是皇帝的年号。比如“天宝八年”、“万历十五年”、“康乾盛世”等，这天宝、万历、康、乾都是代表某位皇帝的符号。皇帝代表时间，每换一个皇帝一般都要重新确定一个年号，时间是从每一个皇帝开始的，也可以说时间是从首都开始的。首都是时间的起点。即使是今天，没有皇帝了，但一国之内还有因经度、时差等因素导致的时间从哪里开始的问题，因此一般还是把首都的时间定为标准时间，譬如我们的北京时间。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国的历史也就是首都的历史。中华文明举世公认悠久灿烂、源远流长。但是由于我们的考古发掘还有一些局限，比如夏朝的都城是否是二里头还有争论，因此我们有纪年的历史只能写到三千多年前。而另一个文明古国埃及由于找到了一些远古朝代都城的遗址，因此他们有纪年的历史比我们长许多。埃及人可以自豪地说他们有五千年的文明，有那些都城遗址为证。我们的文明当然也不短，但我们博物馆中一些能代表远古高度文明的陶器、青铜器等，却无法标记出确切的年代，这使我们三千多年前的文明成了一些文物无序的展览。如果我们能确定夏朝的都城遗址，那么我们三千多年前的历史纪年就会清晰有序起来。
     看来首都与时间的关系千丝万缕。那些咏叹首都兴衰的诗篇所以能千古流传，就是因为首都的兴衰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首都的一宫一殿，是历史的符号。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这些千古名句仅仅描绘了一些景观，但因为这些景观都在首都，因此传达出无限的历史沧桑感。
     首都的皇宫不仅是历史的符号，而且也是国家的象征和最高权力的象征。很多国家的皇宫有继承性。后来的统治者推翻了前代的统治者，砸烂了旧的国家机器，但却住进了旧的皇宫。比如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法国的爱丽舍宫等，很少有像项羽一样火烧阿房宫的（据考证，项羽也没火烧阿房宫）。并不是他们没实力建起那样气派的建筑，而是因为旧皇宫已经是最高权力的象征符号，已经成为品牌。直接住进旧皇宫，是新政权最省事的树立权威的方式。
     虽然皇宫和首都有继承性，但也有许多国家的首都在搬家。不过无论它怎样搬，我们说的首都所具有的那些特征是不会消失的。

作者：单之蔷　来 源：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08期

      一次，我坐飞机从拉萨到成都，我的目光被舷窗外的景色吸引了。飞机下面就是青藏高原的一系列壮丽的山脉。念青唐古拉山、横断山区的一列列大山，在飞机下像银涛一样起伏翻腾，一座座雪峰在阳光下熠熠闪烁，我能清晰地看见一道道冰川从雪峰间流出，宛如炼银炉的银水出炉了。一会儿飞机向上进入了好像棉絮一样的云层。当飞机转出云层、飞翔在云层之上时，一座座雪峰不见了。显然，要超越那些云层，雪峰的高度还要更高些，尽管这些山峰的海拔高度已经超过了5000米。
      正当我失望，欲收回目光之时，忽然见到茫茫云海之上，像孤岛一样耸立着一座雪峰。根据飞行的路线和时间，我猜测那应该是“蜀山之王”——贡嘎山，她高达7556米（海拔）。望着冲破云被、脱颖而出的贡嘎山，不知为什么我脑海中想到的是登山者，我在想象登山者在云海之上的7000多米的雪壁上攀登时的情景。
      孤独登山者（这里的登山不是指那种以锻炼身体为目的的登山），时刻与危险为伍。就是这座贡嘎山，1957年中国一支登山队，虽然登顶成功，却有3个人被雪崩吞没；也是这座贡嘎山，1981年日本登山队7名队员滑坠，再也没有返回。贡嘎山是7000米级高峰登顶死亡率最高的雪山，到2001年统计死亡率高达90%，而海拔8091米的世界第十高峰——安纳布尔纳峰，2003年统计死亡率为40.77%，是世界上超过8000米的14座独立高峰登顶死亡率最高的。翻看一座座著名雪山的登山纪录，死亡似乎与登山紧紧相随。
      然而登山者却前仆后继，从来没有因为山难停止过登山的步伐。有人问：世界上有哪种事情的魅力能够战胜对死亡的恐惧？答：登山。那么登山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征服说（即登山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已经没人再说了。现在登山界流行的说法是：“为什么登山？因为山在那里。”但是这句貌似平常其实很有禅机的话，并没有告诉人们更多的东西。
      在珠峰大本营，我遇到了一位研究植物的专家。他到珠峰来，是为了考察植物分布的上限。在他的科考记录中，珠峰南坡的森林在海拔4100米以上完全消失，在更高的海拔，低矮的草本植物随着海拔上升逐渐稀疏，在冰缘附近，植被完全消失。登山队员在攀登珠峰的路途中，采集到的最后一朵开花植物标本是在冰雪覆盖的海拔6200米，那是一株微小的蓝紫色的龙胆花。海拔6200米，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种子植物分布的最高处了。由此我想到了包裹在地球外部的几大圈层。第一个是大气圈，第二个是水圈，第三个是岩石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圈层是“生物圈”。生物圈指的是地球上的全部生命和一切适于生物栖息的场所，渗透于大气圈的下层、整个水圈和岩石圈的表层中。生物圈是有厚度的，好像地球外面的一层膜，其实这是一层很薄的膜。
      据调查，人类永久居住的最高限不超过海拔6000米，种子植物在珠峰，超过海拔6200米，也就停止了扩散的脚步，动物同样无法逾越这条生存线，因为在海拔6200米以上，它们无法找到取食、繁衍的栖息地。考虑到生活在极端环境下的少量藻类、细菌、真菌以及被气流带上万米高空的微生物甚至跳虫等小型的昆虫，科学家将生物圈的上限提升到海平面以上12000米，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大相径庭。
      其实，在多数人的心目中，鸟兽花草分布的上限，便是生物圈的上限，比如在珠峰，动植物分布的上限是海拔6200米。从这种意义上讲，登山运动员越过了6200米，便进入了生命的禁区，也就突破了人们日常经验中的生物圈。
      人是生物圈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生物。我们芸芸众生平时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生物圈中进行的，我们几乎离不开这个生物圈。为什么？因为这个生物圈中有适合我们生存的温度、水、空气等。有时我们也可以离开这个生物圈，但必须处于仿生物圈的环境中才可，比如乘坐飞机，机舱就是一个仿生物圈的环境。
      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登山者。我觉得登山者就是一些突破生物圈、体验生物圈之外生活的人，可能登山的魅力也正在于此。突破生物圈，生物圈中的生存条件没有了，温度变得寒冷了，空气稀薄了。但乐趣是他离开生物圈，见到了生物圈中见不到的景色，体验到了生物圈中体验不到的心理感受。
      有人在地球的水圈中，又单独分出个冰雪圈，除了高纬度的南极、北极地区，在其他地区，冰雪圈都在高山上。这些高山上的冰雪圈，由于空气稀薄、温度低，生物很难生存，除了藻类等最为低等、原始的生物，及一些在极端环境下生存的细菌、真菌外，其他生物很难生存。因此在这些地区，进入冰雪圈，就是突破生物圈。甚至高山上永久性积雪的下限即雪线也可以看作是生物圈的上限。因此登山就是突破一个个的界限，比如林线、雪线等，这也是登山的魅力所在。
      其实，登山不仅是突破生物圈，对大气圈中的对流层也是一个试图突破的努力。我们生活在大气圈的最底层，这一层大气叫做对流层，它含有大气圈中全部空气的80%。对流层的厚度从两极地区的8公里到赤道上空的16公里不等，平均大约为11公里。那些8000多米的极高山已经接近了对流层的顶部，我们知道大部分天气现象，比如雨、雪、冰、雹等都发生在对流层。其实云朵所在高度并不太高，大多数积云都形成于2000米左右的空中，一些卷云形成于6000米左右的空中，一些极高山的最大降水带在半山腰上可以看出，许多天气现象都发生在那些7000米和8000米的高山的中部和下部。因此那些极高山的顶峰，已经超越了我们日常所见的那些天气现象，这也可看作是登山的魅力之一吧。
      最后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地球上的山，最高者不止8000多米，而是突破了一万米、两万米，那么人类还会有攀登世界最高峰的壮举吗？要知道，那时候一万米的山，山顶温度大约是－60℃（海拔高度每增加1000米，温度大致下降6℃），两万米的山，山顶温度大约是－120℃，那里，空气也将更加稀薄。